最近在想,在我成長的階段,除了父母外,有甚麼人影響我最深?在深思後,我有以下的發現:
我的小學時代,學校坐落於九龍城寨旁,並且在飛機的降落機場的航道附近,老師講課時,隨時有飛機經過,飛機發出的聲音令人震耳欲聾,老師會因此暫停講課約一分鐘,待聲音遠去後,他才能繼續。在只聽到飛機聲音的那一分鐘,世界彷彿停了下來,老師不會講課,同學也不會說話,可能有些頑皮的學生會在與身邊同玩耍,而我就多數在呆坐及發白夢。學校環境不是十分好,但在區內卻可算是一所名校,原因是我們有一位好校長,這位常穿著他那灰色西裝外套,在放學的時候,總會微笑的送別我們一班小學生,有時也會與家長傾談,了解學生與家長的需要。校長是當區的區議員,雖然那時不知道區議員是做什麼,但我也知道他會幫助有需要的家庭生活,資助有困難的學生上學。雖然我沒有與校長有甚麼詳談的機會,但他為這貧窮社區的付出,卻深深影響去學習如何幫助有需要的人。
中學的時候,家裡的環境好了,搬離了東頭邨的舊社區,來到九龍灣的居屋屋苑,而我也進一間天主教男校就讀。初中的我,因為教學語言改變,對一些需要大量英語的學科,如:歷史、地理等,特別沒有興趣,初中時都是輕鬆玩耍多,何時用心讀書?我想就只有考試前一日,拿起課書來為了應付考試時,那就最用心。直到中四,令我開始用心並提起勁讀書是一位教數學科的資深老師,他帶領我進入有趣的數學世界,每次上堂我都無不驚嘆他的能力及學識,令看愛上了數學科,自此之後不單數學科,就連其他學科也開始努力起來,不單努力,而是起勁的去讀。
大專的時候,進入了自己喜愛的建築及測量系,因為喜歡這些學科,讀起來也相當起勁,雖然學習是起勁,卻遇不到有心的老師,那時我覺得除了系主任有一團火去教書之外,其他教授都像有一日過一日似的,最令我失望的是我畢業論文的指導老師,在我撰寫論文的日子,他所給予的指導是少得可憐,有時更懶得見我,真令人氣餒。在學科上得不到滿足下,那時,最影響我的,不是大專的教授,而是我的校園門徒小組的組長,他教導我如何去閱讀聖經,介紹我看大部份都是英文的屬靈書籍,令我開始喜歡閱讀、查經、傳福音及造就生命,讓我更明白自己所信的信仰,如何委身給基督,為主而活。
數年後,帶著戰兢的心進入神學院,就像劉姥姥進大觀園,在神學、聖經及教會歷史上,都令我大開眼界,不過影響我最深的卻是教我們「釋經講道」的一位客席講師,他是一位老牧師,在他教導我們的時候,他已是一位退休及在北美定居的老牧者,但他有感在自己還有氣力時,要好好教導新一代牧者在講壇上的職事,於是就毅然回港教導我們這班未來的牧者。他原本計劃只是教我們一個學期的「釋經講道」,結果他就不斷延長他留港的日子,專心教好我們這一班同學,直至三個學期後,看著我們離開學院,他才安然的回到北美。期間,他帶著他患病的身子出入一些貧窮的國家,作宣教的工作,成為我為主燃燒的榜樣。他常作我的導師,教導我如何成為一位牧者,他更為我思想我的未來的工場,不過他最令我佩服的是他對釋經講道的堅持,他就算身體疲累不堪仍然為主宣講祂的道,這對於我未來在教會以「道」為服事的重點有著重大的影響。
在我生命中,上帝讓我不同的階段遇到不同的老師、校長、導師和牧師,他們有些是以知識傳遞生命,有些是以生命影響生命,有些是示範以神的道活出的生命,無論他們是以言教,還是身教,他們都在教育我們。這就如巴默爾提到,教師是知識的中介者:
「教師是知者和所知的中介,位在學生和學科的中間。所以,教師才是認識鏈裡活生生的鏈結,而不是理論。……所以,如果教師真是中介,那麼,身為教師,我就不能再專簡單的路走,就不應該堅持只要傳授社會學或神學或其他什麼學科的死知識就好。反之,我們該做的,是要扛起中介責任,扮演好中介的角色,因為教學的方式會在潛移默化中,塑造學生對自我、對世界的感知。老師教的,不僅是堆或是一門技術一而是知者和所知建立關係的模式,是人存在這世上的方式。這些東西透過一堂又一堂的課累積下來,不斷強化,於學生身上留下的烙印,即使所學的事實早已經忘光,也不會消失。」(註一)
今天,無論我們是老師、導師、父母或組長,我們也是知識的中介者,傳遞知識及基督的真理。
註一:巴默爾(Parker J. Palmer)著,宋偉航譯:《未來在等待的教育》(新北市:校園書房,2015年),頁46-47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