最近在想，在我成長的階段，除了父母外，有甚麼人影響我最深？在深思後，我有以下的發現：
我的小學時代，學校坐落於九龍城寨旁，並且在飛機的降落機場的航道附近，老師講課時，隨時有飛機經過，飛機發出的聲音令人震耳欲聾，老師會因此暫停講課約一分鐘，待聲音遠去後，他才能繼續。在只聽到飛機聲音的那一分鐘，世界彷彿停了下來，老師不會講課，同學也不會說話，可能有些頑皮的學生會在與身邊同玩耍，而我就多數在呆坐及發白夢。學校環境不是十分好，但在區內卻可算是一所名校，原因是我們有一位好校長，這位常穿著他那灰色西裝外套，在放學的時候，總會微笑的送別我們一班小學生，有時也會與家長傾談，了解學生與家長的需要。校長是當區的區議員，雖然那時不知道區議員是做什麼，但我也知道他會幫助有需要的家庭生活，資助有困難的學生上學。雖然我沒有與校長有甚麼詳談的機會，但他為這貧窮社區的付出，卻深深影響去學習如何幫助有需要的人。
中學的時候，家裡的環境好了，搬離了東頭邨的舊社區，來到九龍灣的居屋屋苑，而我也進一間天主教男校就讀。初中的我，因為教學語言改變，對一些需要大量英語的學科，如：歷史、地理等，特別沒有興趣，初中時都是輕鬆玩耍多，何時用心讀書？我想就只有考試前一日，拿起課書來為了應付考試時，那就最用心。直到中四，令我開始用心並提起勁讀書是一位教數學科的資深老師，他帶領我進入有趣的數學世界，每次上堂我都無不驚嘆他的能力及學識，令看愛上了數學科，自此之後不單數學科，就連其他學科也開始努力起來，不單努力，而是起勁的去讀。
大專的時候，進入了自己喜愛的建築及測量系，因為喜歡這些學科，讀起來也相當起勁，雖然學習是起勁，卻遇不到有心的老師，那時我覺得除了系主任有一團火去教書之外，其他教授都像有一日過一日似的，最令我失望的是我畢業論文的指導老師，在我撰寫論文的日子，他所給予的指導是少得可憐，有時更懶得見我，真令人氣餒。在學科上得不到滿足下，那時，最影響我的，不是大專的教授，而是我的校園門徒小組的組長，他教導我如何去閱讀聖經，介紹我看大部份都是英文的屬靈書籍，令我開始喜歡閱讀、查經、傳福音及造就生命，讓我更明白自己所信的信仰，如何委身給基督，為主而活。
數年後，帶著戰兢的心進入神學院，就像劉姥姥進大觀園，在神學、聖經及教會歷史上，都令我大開眼界，不過影響我最深的卻是教我們「釋經講道」的一位客席講師，他是一位老牧師，在他教導我們的時候，他已是一位退休及在北美定居的老牧者，但他有感在自己還有氣力時，要好好教導新一代牧者在講壇上的職事，於是就毅然回港教導我們這班未來的牧者。他原本計劃只是教我們一個學期的「釋經講道」，結果他就不斷延長他留港的日子，專心教好我們這一班同學，直至三個學期後，看著我們離開學院，他才安然的回到北美。期間，他帶著他患病的身子出入一些貧窮的國家，作宣教的工作，成為我為主燃燒的榜樣。他常作我的導師，教導我如何成為一位牧者，他更為我思想我的未來的工場，不過他最令我佩服的是他對釋經講道的堅持，他就算身體疲累不堪仍然為主宣講祂的道，這對於我未來在教會以「道」為服事的重點有著重大的影響。
在我生命中，上帝讓我不同的階段遇到不同的老師、校長、導師和牧師，他們有些是以知識傳遞生命，有些是以生命影響生命，有些是示範以神的道活出的生命，無論他們是以言教，還是身教，他們都在教育我們。這就如巴默爾提到，教師是知識的中介者：
「教師是知者和所知的中介，位在學生和學科的中間。所以，教師才是認識鏈裡活生生的鏈結，而不是理論。……所以，如果教師真是中介，那麼，身為教師，我就不能再專簡單的路走，就不應該堅持只要傳授社會學或神學或其他什麼學科的死知識就好。反之，我們該做的，是要扛起中介責任，扮演好中介的角色，因為教學的方式會在潛移默化中，塑造學生對自我、對世界的感知。老師教的，不僅是堆或是一門技術一而是知者和所知建立關係的模式，是人存在這世上的方式。這些東西透過一堂又一堂的課累積下來，不斷強化，於學生身上留下的烙印，即使所學的事實早已經忘光，也不會消失。」（註一）
今天，無論我們是老師、導師、父母或組長，我們也是知識的中介者，傳遞知識及基督的真理。
註一：巴默爾（Parker J. Palmer）著，宋偉航譯：《未來在等待的教育》（新北市：校園書房，2015年），頁46-47。